藝術美學:【知識分子的良心——左拉(下):左拉入獄 逃亡 全球聲援!】

左拉寫完《致共和國總統的一封信:我控訴!》之後,軍方果然不得不出手起訴他。每次開庭,場外都擠得水洩不通,對左拉兇猛的叫囂辱罵蓋過挺身而出的群眾。然而,他並沒有得到想要的戰役。

軍方小心翼翼地避免正面對決,完全繞過毀謗罪的指控,只針對他文中指陳「軍事法庭『受命』判決」的部分提告,這樣一來,多數軍方將領及其黨羽無需出庭應訊。雖然左拉的律師技巧性地請求傳喚與此案相關的兩百多名「證人」出席,但一再遭到法官拒絕,以致無法產生預期的公開訴辯。審訊結束後,左拉被判一年監禁,併罰三千法朗。其他相關的支持者也遭到刑罰不一的判決:報社發行人被判監禁四個月,左拉的律師被取消公職,皮卡爾中校遭到撤職。後來雖繼續上訴,但看不到扭轉判決的跡象,在律師和友人的強烈建議下,安排左拉流亡英國。

局勢發展至此,德雷菲斯事件已演變為普法戰爭後最嚴峻的國家危機。國境之外,享譽國際的文學家,如馬克吐溫、托爾斯泰、契訶夫等,紛紛發出不平之鳴,聲援左拉,斥責反猶暴力,痛批法國政府的掩蓋欺瞞;在國內,支持德雷菲斯的人紛紛站了出來,相信事件的平反代表公平正義的聲音也越來越多,整個法國瀕臨分裂的狀態。

軍方強硬派人士所在多有。一位反猶立場鮮明的戰爭部長[1]到職後,堅信能找到德雷菲斯有罪的確鑿證據,再度展開內部調查。在軍方毫無戒心的情形下,他竟發現誣陷的偽證,並追查出涉案捏造的少校亨利(Hubert-Joseph Henry)。原來,當初參謀本部為了防範皮卡爾中校揭發真相的潛在殺傷力,下令羅織對德雷菲斯不利的事證。

事情曝光隔天,亨利以刮鬍刀割喉自殺,但畏罪自殺者卻被軍方高層及反猶媒體漂白為維護國家榮譽的英雄。越來越多的內幕浮現出來,但全都被勢力龐大的國家機器給掩埋、敉平、粉刷,法國成了一個沒有是非的國度,大革命所揭櫫的「自由、平等、博愛」成了「維護國家安定」的犧牲品。雖然呼籲重審的聲音越來越響亮,但各地「愛國人士」的示威暴動也越來越激烈,許多人也因此入獄,形成仇恨的惡性循環。政府擔心:一旦重審,法國將陷入內戰。

不過,支持重審的努力,前仆後繼。有位特立獨行的軍事檢察官,接受德雷菲斯妻子的請託,向最高法院遞狀請求開庭重審。新當選總統的愛彌爾・盧貝(Émile Loubet, 1838-1929)也表態支持。在1899年1月的就職典禮當天,有憤怒的反對者鼓動軍事政變推翻新政府,但宣告流產。不久,盧貝在公開場合遭受激進人士以長竿攻擊頭部。接連不斷的風波,讓他痛下決心,重新組織各部會人事,與主要的國會領袖形成同盟關係,目的在重審的過程中,減少不必要的威脅與騷擾,確保獨立審判的進行。

最高法院接受審理後,發現軍方以國家機密為由從不公佈的德雷菲斯「祕密檔案」根本不存在,調查認定反間諜軍官伊斯特哈奇才是真正的間諜犯,但他已脫逃到英國。1899年3月,最高法院駁回軍事法庭在1894年的判決。案子退回軍事法庭後,已在惡魔島服刑4年多的德雷菲斯被引渡回國審判,左拉也回到巴黎,全國各地動盪不安。期間,德雷菲斯的律師遭人從背後開槍,幸未致命,修養一星期後,帶傷出現在法庭辯護。審理終結時,軍事法庭無法跨越軍令的框架,以堅持「服從領導」的僵固意識形態,仍然認定德雷菲斯有罪,但「鑑於其情可憫」,作出減刑為十年的荒謬判決。消息一出,舉世譁然,風暴越演越烈。

德雷菲斯事件因為左拉的《我控訴⋯⋯!》引起歐洲輿論的關注。當軍事法庭判左拉有罪而導致作家流亡,許多奔走支持人也不斷遭受恐嚇威脅、入獄或失去工作,引發滔滔眾怒。好不容易盼到的重審,竟仍是顢頇的官官相護,違背天理的判決,導致法國內戰一觸即發的,國際上更有數十個城市進行大規模的反法示威遊行,要求各地政府抵制1900年將在巴黎舉行的世界博覽會。在尷尬難堪的時刻,新任總理[2]建議總統特赦德雷菲斯,讓所有相關被告的有罪判決全部取消。這當然是個權宜之計也代表德雷菲斯及其支持者必須放棄冗長的上訴流程,接受特赦。飽受摧殘的德雷菲斯接受了這項安排,回到家人的懷抱。

對於左拉來說,德雷菲斯事件並沒有還給當事人清白,主導欺瞞陷害的幕後指使者也沒有接受公開的審判。特赦後,他一方面繼續投書,伸張知識分子的良心;一方面,他繼續文學的創作。

1902年9月29日早上,一慣早起的左拉夫婦尚未踏出臥室,僕人緊急請鎖匠開門,發現兩人分別歪斜地躺在地板和床上,原因是煙囪口被石灰渣堵住,密閉空間壁爐燃燒不完全,造成一氧化碳中毒。妻子逃過一劫,但左拉本人則已停止呼吸過世。左拉夫婦的中毒事件,究竟是一場陰謀或意外,一直沒有斷論。

當左拉的死訊傳到普羅旺斯,塞尚掩門痛哭[3],久久不能自已。

後記:

1905年,檢察總長建議裁撤軍事法庭。但直到1982年,法國政府才正式落實這項建議。

1906年,當初刊登《我控訴⋯⋯!》的《震旦報》總編輯克萊蒙梭擔任法國總理。最早投入德雷菲斯平反的軍方人士——前情報處長皮卡爾中校,在遭到調職、禁閉、撤職和入獄等的不公待遇後,應邀加入克萊蒙梭的內閣,成為戰爭部長。同年,最高法院無異議通過取消軍事法庭對德雷菲斯的一切指控,軍方為他舉行回復軍職的儀式。但最後因無法回到參謀本部任職,德雷菲斯在隔年離開部隊。

1908年,左拉的遺骨從蒙拿帕斯公墓遷移到先賢祠(Panthéon),和法國大文豪伏爾泰[4]、雨果[5]、大仲馬[6]等長眠此地。移靈過程中,德雷菲斯是護柩人之一,卻在中途遭人開槍射傷。

1914-1918年,德雷菲斯以備役少校的身分,接受徵調,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先後擔任砲兵後勤及作戰指揮官。德雷菲斯因表現傑出,獲得法國榮譽軍團勳章。

1998年1月13日,在左拉發表《我控訴⋯⋯!》滿100週年的日子,一塊平反德雷菲斯事件的紀念碑,終於掛在德雷菲斯被拔階的軍校。同時,另有一塊紀念碑掛在左拉撰寫《我控訴⋯⋯!》、也是他身亡的住所附近廣場。法國總統席哈克(Jacques Chirac, 1932-)發表演說,針對左拉在《我控訴⋯⋯!》文中提出身為法國總統所必須回答的種種質問。他為德雷菲斯的冤獄致歉,同時也向左拉伸張正義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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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星巨浪》張志龍著,布克文化,九月十五日出版。

[1] Godefroy Cavaignac.

[2] 皮耶・瓦爾德克-盧梭 (Pierre Waldeck-Rousseau, 1846-1904)。

[3] Alex Danchev (Oct 4, 2013). Mon cher Émile’: The Letters of Paul Cézanne to Émile Zola, The Telegraph.

[4] 伏爾泰(Voltaire, 1694-1778),法國哲學家,文學家,對法國大革命的形成有深刻的影響。最著名的小說為《憨第德》。

[5] 雨果(Victor Hugo, 1802-1885),法國文學家,著名作品包括:《鐘樓怪人》、《悲慘世界》等。

[6] 大仲馬(Alexandre Duma, 1802-1870),法國文學家,著名作品包括《基督山恩仇記》、《三劍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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