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院美學」嫡系掌門人
大衛長年執藝壇泰斗的地位，旗下有來自歐洲各地的門生。其中，執掌正統大旗，捍衛新古典主義「學院美學」精神的嫡系掌門人安格爾（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 1780-1867)，他是大衛最知名的得意門生。
安格爾在「羅馬大獎」成功掄元之後，來到義大利。他的感受就像普桑和大衛一樣，為這充滿神話寓言、聖經故事、文學、藝術、音樂等的歷史文明現場，深感震撼。然而，在安格爾賦居義大利共約三十年的歲月中，早期因經濟困窘，得創作肖像畫維生。但這不是他的理想。因為學院藝術對繪畫類型的評價，是源自普桑藝術的價值觀：歷史畫的位階最高，其次依序為肖像、日常生活、風景、動物和靜物畫。這個順序反映了題材本身對於精神、道德、智識的詮釋演繹比重。
當伯坦提出為他作畫的請求時，儘管安格爾亟欲擺脫「肖像畫家」的成名枷鎖，但因為他倆亦師亦友的交情，伯坦生動突出的性格神色以及他所代表的法國新階級，安格爾還是接受這個請託。然而，此畫進行了數年，仍無法達到安格爾的期望，他還曾因此痛哭失聲。
路易-弗朗索・伯坦（Louis-François Bertin, 1766-1841）是拿破崙時期之後的媒體經營者。伯坦擁有一個自由派的報社，撰稿的人士包括雨果在內等文人賢達，是法國民情輿論的指標，對政治、文化、文學等領域，有極高的影響力。
安格爾的肖像畫，固然是從寫實著手，也就是將人物的神情外型鉅細靡遺、栩栩如生地重現在畫布上，但安格爾的企圖不止於此，他欲藉由對象性格和姿態的掌握，創造出一種新的典範
在這幅肖像畫中，伯坦的穿著是上流社會蔚為時尚的三件式西服。此前，歐洲的正式服裝是由假髮（起因遮蓋禿頭而衍生的時尚）、背心、長外套、長度及膝的束褲（breeches）和白長襪組合而成的「宮廷服」，就像在電影、書中或巧克力包裝上看到的莫札特禮服。然而，在1789年法國大革命之後，宮廷服因其濃厚的貴族氣息而遭揚棄。十九世紀初，一位英國紈絝子弟布魯梅爾（Beau Brummell），制定全新的男士儀容和服飾標準[1]，其令人耳目一新的時尚氣質，讓歐洲中上階層人士趨之若鶩，迅速地流行開來。伯坦在畫中的穿著，就是布魯梅爾設計的男士西服風格。
伯坦的形象帶領我們進入氣象一新的十九世紀。但是，他身上勉強扣上的背心，幾乎包覆不住壯碩的身材；過長的衣袖和袖口敞開的襯衫，凸顯肥短的雙手；一頭稍嫌稀疏，卻難以馴服的白髮等特徵，顯示在大革命之後，長年劇烈動盪的時代裡，他掙得今天新資本階級的地位，靠的不是世襲的財富與教養，而是過人的意志與不懈的奮鬥。
從細部的肢體語言來觀察，畫裡充滿變形、不對稱、反方向的拉鋸。伯坦弓起來的右手比左手長，右手掌背也順勢地面對觀者，兩手掌張開撐在腿上，曳引出前傾而具動態的身軀，傳達永不停歇、隨時指揮佈局的姿態；再從兩腿之間，隱約露出的橘色坐墊，對比過大的身體，超出了椅背的範圍，更彰顯他的不安於室，精力旺盛的特質，他好像要從畫框站了出來似的；他的左眼若有所思地，但右眼卻注視觀者，代表他能一心多用，即便在思考，也隨時偵察周遭狀況，以便立即應付；右嘴角下抿的曲線與外拱的右臂平行，象徵堅毅獨斷的特質；左嘴角則微微上揚，露出較多的唇形，散發一種自得的信心。
深色系服裝，引導我們聚焦人物臉龐，直接感受伯坦散發出來的性格氣韻。同時，畫家還在拱圓形椅背前緣，畫上反光的窗格，增添一絲景深效果，凸顯空間感。
安格爾不厭其煩地推敲設計細緻的場景與姿態，以歷史畫的高度、層次與規格，創作出十九世紀最高典範的男性肖像畫。
本文摘自《繁星巨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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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距今兩個世紀前，布魯梅爾就提倡每天要刮鬍鬚、清潔牙齒、洗澡等高標準衛生儀容要求。